从上海疫情看社区治理痛点：“七八杆枪”，服务四五千人？

    半月谈记者 姜微 何欣荣 周琳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治理重心沉下去，迅速回应居民诉求。社区作为面向居民、服务居民的第一线，任务日益繁重，这是必然的。但社区获得的支撑是否足够？面向社区的工作方式是否适应？这些课题解答得好，社区才能在平常时候有活力，关键时候有定力。

    从此次上海疫情反映的情况看，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仍存诸多堵点。一个多月来，上海广大社区干部冲锋在火线，承受了超乎寻常的压力。“我真的无能为力”“这份工作让我身心疲累”……多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言语中流露的疲惫感、无力感，让人心情格外沉重。

    封控，把社区治理的问题暴露得尤其充分。“少与多”的矛盾、“刚与柔”的空间、“动与静”的转换、“条与块”的协同……每个方面的挑战，不仅指向“战时”，更指向平时：七八个社区工作者，如何服务好四五千居民？

    社区开启极限工作模式

    “连续30多天睡在办公室”“有时候凌晨两点钟睡，早上5点半起”“每天接上百个电话，每天能瘦一斤”……与半月谈记者对话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喉咙嘶哑是普遍特征。

    长宁区上航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雪菊在基层工作30年了。她说，今年的疫情防控是近30年来她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刻。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都得由社区的几个社工去做，另一方面成百上千老百姓的意见诉求、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需要安抚。

    疲劳战下，不少社工累倒了、感染了。4月10日，浦东新区建欣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杜小燕接到一通电话：“你的核酸结果异常。”

    疫情以来，杜小燕所在社区工作量翻了3倍，但8名社区干部折损一半。从运米、搬菜到组织核酸检测，都是杜小燕和社工们带着志愿者干。在关键时刻前倒下，杜小燕觉得有一点遗憾。

    巨大的压力面前，并不是每个社区工作者都能承受。一名社区工作者写到：“由于居委同事陆续被诊断阳性，我的心里防线也在逐渐崩塌。小区的团购乱象、居民的怨声载道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畴……我参与了从3月18日至今的社区防疫工作，直到今天，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多数社区干部在本轮抗疫中表现可圈可点。在黄浦区海悦居民区，体力和情绪一度濒临崩溃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胜烨，4月初凌晨在社区公众号上发文辞职。没想到，居民看到信后，在公众号写下万字留言，感谢马胜烨的付出，让他“挺住”。如今的马书记，依然坚守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直面四大挑战，身累心更累

    顶着巨大的压力，每天十几乃至20小时的工作，受访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普遍反映，最大的感受不是身累，是心累、是挫败。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形容为：“早上挨一通骂（居民电话投诉），中午挨一顿‘打’（有人情绪失控冲到居委会），晚上挨一轮批（上级批评）。”

    身累又心累，原因是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少与多”的矛盾。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包括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在内，上海一个居民区的社区工作者一般有六到八名。而一个居民区的居民总数，少则两三千人，多则六七千人，一般也有四五千人。

    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人员、资源和权限非常有限。但在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居民的需求爆炸式增长，远超居委会的承接能力。

    “我们辖区一共有63个楼栋。一旦有阳性楼栋出现，意味着这个楼栋所有的物资取送、垃圾收运、上门检测、药物配送，都要居委会协调解决，更不用说阳了之后，整栋居民们的焦虑值也都是成倍增加，这些都要由居委会去面对、去承受。” 长宁区南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桦说。

    “刚与柔”的空间。疫情期间，上海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凌晨被转运至定点隔离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较大舆情。半月谈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居委会作为执行层面，收到的政策往往是刚性的、宏观的，但面对的居民需求又是柔性的、个性化的，此时极其考验基层的精细化治理能力。

    “比如说集中隔离政策，大家都知道‘应转尽转’。但具体到一些失能老人，又需要人文关怀。我也看到一些居委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这肯定不对。但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一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说。

    “动与静”的转换。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对人口数据库的信息需求非常高。如果人口“底盘”数据不精准，就容易出现核酸漏检、物资发放不到位等问题。

    “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人、物、事。其中最关键的是人，而人员又是流动的。”松江区奥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春欢说。政务系统里虽然有人口数据，但相对比较静态、更新比较滞后。碰到流动率高、租房客多以及商住两用的社区，实战中就不太管用。

    为摸清人口“底盘”数据，本轮抗疫中上海基层社区开足脑筋、用足手段。除了上门登记，还有微信群接龙分析、老人送餐数据、免费大礼包和抗原试剂盒发放统计等。“比如我们居民区3000多人中， 80岁以上的老人有260多个，需要志愿者结对帮扶的独居老人有81个。”经过多轮上门排摸，浦东新区东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海侠才彻底掌握了社区里的重点人群情况。

    “条与块”的协同。一位社区书记说，以保供为例，商务楼宇由投促办管理、酒店宾馆由文旅部门管理。上级发放的物资主要保障居民区，这些特殊场所留守人员的物资，条线上没有资源支撑，但所有投诉电话都打到街道和居委，“像一个背锅侠”。

    还有一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谈到，在有些部门眼里，社区工作者仿佛是超人。有居民打电话到相关职能部门反映问题，对方却只留下一句“我把你们社区书记电话给你，你和他联系”。

    跳出行政末梢，走向治理一线

    长时间疲劳作战，受累又挨骂，许多社区工作者依然保持昂扬斗志。在他们看来，疫情是一场高难度的大考，虽然一开始有些慌乱，但在持续的高强度实战中，也逐渐摸清了门道、掌握了节奏，积累了宝贵经验。

    ——群众工作要做在平时，要 “进门”“走心”。普陀区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原书记梁慧丽，在此轮疫情中以“带教”加“督导”的身份回归社区一线。在她看来，居民区工作必须“走百家门、解百家忧”。“平时对居民区情况掌握得明，遇到考验把握得才准，困难时候老百姓才会信任、支持你的工作。”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要切实为基层减负、分忧、增能、打气，不能把社区当成纯粹的行政末梢，要把社区干部从各种无谓的“挂牌”“填表”任务中解放出来。

    ——用好社区内的党员、志愿者，使之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支撑。本轮疫情中，上海许多小区都遇到了买菜难、就医难的问题。关键时刻，在上海市委的号召下，全市已有超过70万名党员向社区报到。众多社区能人也站出来当志愿者，组织居民开展团购、打通物资配送“最后100米”、照顾独居孤寡老人。

    不少居民表示，这次疫情让自己重新理解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社区里有些企业高管、高校老师，以前他们和基层工作者打交道少，这次都报名了志愿者。”普陀区中远两湾城第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恽梅说。

    “治理的实质是什么？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同解决问题。基层治理必须以党组织为核心，发动包括党员、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社会工作专家、“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说，社区不能只是承接各种行政性事务的“末梢”，要在引导群众自治、共治方面下真功夫。

    ——切实关爱基层工作者，像培养年轻干部一样培养新生代社区书记。在此次抗疫中，上海一些小区的居民自发捐款，要给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发奖金。“我们不能接受居民的奖金，但他们送来的一个白煮蛋、一颗维生素都让我们欣慰。做好工作是我们份内事，也希望组织多关心我们社区干部。”浦东新区城市经典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石英说。

    有专家观察到，近年来上海各区选拔了一批“90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他们中的许多人只经过一两年锻炼就走上了社区书记岗位，还缺少大风大浪的历练。这次疫情防控，既是一场实战演练，又是一门“大思政课”。“这提示我们，要像培养年轻干部一样培养新生代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扎实推进社区干部的传帮带工作。”（参与采写：王默玲 吴振东 杨有宗 郭敬丹 龚雯 高少华 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