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木编的桥，寻找理解人类建筑文明的钥匙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5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踏访木编的桥，寻找理解人类建筑文明的钥匙》的报道。

　　编木拱桥是一种用木材交织起拱的结构形式“编织”而成的桥。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奇特、罕见的桥梁形式，编木拱桥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都非常少见。尽管特异，它还是被广泛地记载，出现在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古罗马时期的恺撒大帝修建过，《清明上河图》里绘制过，达·芬奇也留下了类似的设计手稿，偷渡美国的日本船匠建造过，德国的园林和挪威的山中也曾出现过……结构巧妙独特的编木拱桥，在各个文化语境中都被视为独创或特例，更以“普适的独特性”一鸣惊人，成为一把理解人类建筑文明的钥匙。

　　建筑历史学者刘妍历时十二载，涉猎多语种文献古籍，入深山渡重洋、挥斧子扛木头，踏访中外不同文化腹地遗存现场，穷极多种学术手段，去寻找编木拱桥的历史和故事。他的建筑史学专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从小切口深入到不同文明与文明的不同时期，勾勒出了“以构造思维为核心的人类历史地图”。这部特殊的技术史与社会史，让这罕见而非凡的桥梁建筑从历史中浮现出来，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建造历史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可以编织的桥梁”

　　展卷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东京汴梁城外汴水河上的一座拱形桥梁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它与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编织”结合在一起，化直为曲，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架设在汴水河上。桥上人来人往，车马喧嚣，一幅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景象。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妍介绍，编木拱桥是我国传统木架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品类，整个设计与构造极为特殊和精巧。所谓编木拱桥，就是用木头，而不是砖石，来构建拱形结构。它将木材横纵交织，好像编竹筐的经纬交织，来形成拱形，既受弯，又部分遵循砖石拱中的传力机制。除了力学原理上特殊，编木拱桥的构造也很特殊：平直的木材，通过编织、交叉、叠压、互相咬合等方式形成拱形，并且在特别的节点联结，施工上颇有一番技巧。

　　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编木拱桥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刘妍介绍说，在有些文明中，我们只在史料里看到它来过世上的痕迹，现实中却不见其影。甚至连《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也是消失近千年的技艺，普通观者未必能注意到它的特殊之处。

　　事实上，《清明上河图》也有不同版本存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明清版本中，虹桥是石拱桥；而北京故宫藏的宋代版本中，细心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这座桥是用“编织”木材的方式形成的拱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种“筷子搭桥”游戏，和它的结构非常相似。但在宋代之后，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图像中，这种桥梁似乎都不见了踪影，甚至在学术史上，也被当作历史的孤例。

　　编木拱桥如此奇特，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只是画师自己虚幻的构想。但编木拱桥确曾在北宋出现过。刘妍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对它的描述。比如《东京梦华录》讲的就是东京汴梁城外的事，它说‘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宋会要》中说‘编木为之，钉贯其中’，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

　　刘妍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有学者在宋人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里也发现了另外一座小桥，虽然小巧，但是建造结构与汴水河上的这座编木拱桥是相似的。

　　虽然编木拱桥在世界文明史中“昙花一现”，但我国浙南闽北山区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完整的编木拱桥桥梁群，自明末以来的各式木拱古廊桥就有100多座，主要留存在福建省寿宁、屏南、周宁、政和、建瓯和浙江省庆元、景宁、泰顺等县市，分布在闽浙两省交界山区从南到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的深山老林里。这些山区县乡至今还保留着匠作的传统，其中两个传承最久的“编织”造桥家族，至今已传承七八代，历时200多年。

　　2009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22座“闽浙木拱廊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闽浙两省七县（浙江泰顺、庆元、景宁，福建寿宁、周宁、屏南、政和）正积极抱团共同申遗。

   “普适的独特性”

　　事实上，编木拱桥作为一种奇特、罕见的桥梁形式，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中都留下了平行且独立的“奇异共振”：除了北宋东京汴河上的国家工程和明清山民的创造，还有征讨日耳曼人的古罗马皇帝、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巨匠阿尔伯蒂、天才设计师达·芬奇以及19世纪的日本、德国和挪威木匠，他们在人类文明长河的不同角落，都或多或少创造出相似但又有着明显差异的编木拱桥。虽然我国的案例最为成熟和令人瞩目，但编木拱桥却并非我国独创或特有。

　　“我硕士毕业后通过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接触到闽浙木拱桥，后来又到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习建筑考古学，将这种桥梁作为博士研究课题。当时学者们普遍将这种桥梁视作一种‘中国类型’，除了中国案例外，只知道达·芬奇做过类似的设计。但我在博士研究过程中，挖掘到更多文明的案例，让我开始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寻宝之旅。”也因此，刘妍将博士论文选题调整为编木拱桥的世界史。

　　中国案例之外，最有名的编木拱桥设计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设计师达·芬奇。达·芬奇的存世手稿显示他甚至做过一批编木拱桥的设计图样。西方一些学者会用“达·芬奇桥”来指称这种桥梁设计，而达·芬奇的设计图比《清明上河图》晚了300多年，所以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是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影响。

　　刘妍为了弄明白达·芬奇的设计理念从何而来，专门“啃”了一阵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收集了达·芬奇的手稿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献。“结果我发现，达·芬奇其实是在研究罗马的历史后受到了启发。古罗马时期，尤利乌斯·恺撒在征讨高卢地区时建造了一种军事桥梁，采用了一种类似编木的节点机制。达·芬奇就是从恺撒的莱茵桥得到启发，才发明了编木拱桥，与中国和东方的同类桥梁其实没有关系。”

　　刘妍告诉记者，他在读博期间就力图在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寻找收集类似的桥梁结构遗迹。他注意到美国学术机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的日本园林中，有一座建造于上世纪初，由一位偷渡到美国的日本木匠建造的小桥，与《清明上河图》中的编木拱桥非常相似。“当时《清明上河图》还深藏在紫禁城中，绘画细节还不被外界所见，所以这座桥跟《清明上河图》肯定没有关系。它的技术源头就值得挖掘了。”

　　刘妍还在德国学习了木构匠作，他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德语木工手册中找到了一座小桥，它出现于书中的园林建筑章节，桥跨度只有4米，叫作“所谓的高加索桥”。作为园林景观，这座桥有猎奇性质，但结构上也采用了编木拱桥的设计。2017年，在博士毕业后的北欧旅行中，刘妍又在当地文献中发现了一座挪威编木拱桥案例，它建于地广人稀的挪威中部山区，是十八十九世纪矿产开发热潮时的产物，目前仅以老照片形式存在于博物馆中。这几个案例都找不到任何和中国的直接联系，它们的出现都与本土传统和时代需求密切呼应，是在本地构造和发展起来的。

　　刘妍认为，编木拱桥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罕见而非凡的桥梁结构形式，无论它们出现在何方，都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创造，甚至被当作独创。“它们以适切的姿态，平行且独立地出现在多个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从自己的文化土壤当中长出来的。它既是普遍的又是独特的。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中，编木拱桥以‘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共性，成为建筑历史上一种无与伦比的现象。”

   中国编木拱桥的技术逻辑与社会土壤

　　刘妍在对十多个国家的踏访和资料搜集中发现，编木拱桥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建筑文明和历史时期，并不是中国的独创。但另一方面，这种桥梁又有着非常强烈的中国性，因为他国的个案，其实都是灵光一现的“实验”甚至“游戏”，作为设计者的思维游戏或园林小品，在历史当中短暂地出现，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只有在中国，尤其是闽浙山区，编木拱桥才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技术，并留下了数百年传承。

　　为什么唯有闽浙山区可以产生成熟的编木拱桥营造传统呢？刘妍从2009年就开始进入闽浙山区做田野调研。作为一位建筑系毕业生，他决定把这100多座历史遗存全部测绘一遍。而在十余年的勤勉调研和测绘之后，他发现要想真正理解建筑，必须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

　　通常认为编木拱桥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产物。确实，在亚洲，编木拱桥是桥梁技术的一个顶峰。但这种技术高峰，却扎根于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都不发达的闽浙偏远山区，在崇山峻岭的艰险环境中，山民们没有条件去营造“常规”的桥梁，才有动力去探索这种新奇形式的可能性。

　　刘妍解释说，闽浙交界山区的桥梁建设，常常会遇到类似悬崖上或深潭上建桥的险要环境。若想建造石拱桥，施工中需要宏大、完善的脚手架，人工和经济上的压力负担很大。而在这里发展出来的编木拱桥，可以巧妙地使用简单乃至简陋的脚手架来施工，节约了相当多的资源和人力投入。而木拱桥的发展不仅是在材料上将小石块变成了长长的木梁，而是配套了一整套榫卯结构设计。施工中，脚手架的布置也非常关键，高空作业更是惊险，是桥匠家族的核心技能。这些技能能够被山民们创造出来，又得益于当地在历史上动乱年代留下的习武传统及水上作业能力。这些不同的历史因素，像齿轮一样咬合作用，推动了闽浙木拱桥走向技术成熟。“所以，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是在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被‘逼’出来的技术。”刘妍说。

　　从历史视角来看，某种技术或制式的流行或衰落，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分工及匠人家族的命运起伏深刻勾连。在闽浙地区，编木拱桥在特殊的社会需求土壤中被孕育，在地区经济的发展、交通“刚需”之下，演化成一整套高效有序、构造与施工相配合的技术体系，形成了超过400年的匠作传承。而建造编木拱桥的“匠人家族”，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地位呈现出一种“跷跷板”式的特性：地域发展得越好，家族条件越好，造桥技术反而不太容易产生；恰恰是位置更偏远、经济条件更差的地方，地位边缘低下的匠人中，才“逼”出了更娴熟的造桥技术。

　　在技术与科学已然大发展的新时代，“编木拱桥”进入“非遗”名录，保存和挖掘古代技术并将之流传下去，到底有怎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于怀旧精神还是科学技术？刘妍的专著《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出版后，也引发了这样的讨论。

　　刘妍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科学精神背后蕴含着的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通往宇宙星河。我们要走上这条“高速公路”，但也不应贬低和抛弃那些“山间小路”，它们同样蕴含着许多美妙的风景和奇妙的经历，丰富着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即使站在“科学中心主义”的视角，那些所谓过去的、落后的甚至“低级”的技术文化，同样也可能是我们今天技术文明的“生态”保障或“基因池”。就像编木拱桥的技术形式也出现在“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建筑大师王澍的作品中，为我们的民族科技贡献了异彩。